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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理通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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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别内外,确定对内对外各自的态度和行事原则。对内首先明确,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是所有人的政权,还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个人的政权,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承认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来自于天,就是一个人的政权。不承认天命,则就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还是一姓之永祀。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是因为我能打。所以当有人比你能打的时候,生死认命。统治者可以认命,百姓怎么认命,乱世不可长久。

    一姓之永祀,家天下,表现出来就是封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时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国,是出于家的一员,异姓封国则为客。周对天下分封建国,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为宾,待之以宾礼而非臣礼。异姓以功封国,是不再视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宾。一字并肩王,在家天下的时代是有可能出现的。

    礼制是意识形态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识形态,礼制就莫名其妙,让人不明所以。

    后人看周的分封,虽然被秦所灭,但依然还是华夏,认为分封有利于延续文明,古人是不会这么看的。秦为周之客,而周亡于秦,站在周的立场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汉朝不许异姓封王,就是鉴于这样的教训。同姓封国,又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别寻出路,从天命取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带有公天下的一面,只是以天命授给一个人,在这个体系内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识形态,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

    大一统的政权,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会分封,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明朝分封,是从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严格说不是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土内有封国,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是部分封建。

    同样面临国破家亡,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因为明朝是家天下,官员有家臣的性质,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

    明亡于内忧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继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表现出来,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必然非常忌讳。王朝兴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终始之说,不得不被捡了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罗马亡了,欧洲的公天下、私天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入侵的蛮人,是从部落制进入家天下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从家天下进入了公天下,几乎没有出现私天下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

    把唐宋连起来,看作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来,蒙古灭宋,中原文明到那时断了。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只是中原文明顽强,又爬了起来而已。

    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形成制度举措,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

    儒、墨、道、法,先秦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把他们的理论分别,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乱循环,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套到中国来,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反过来,中国对天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

    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共产主义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

    当然,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因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

    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改革措施,与此无关。

    确定了天下属于谁,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意识形态的下一个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同样是公天下,还有一个立场问题。

    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由意识形态而延伸出来的这些禁忌,在政权内部就是政治原则,在政权外部就是政治正确。官员要有政治意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正确在约束他们。不以政治原则来要求,就不在官的范围内,是吏了。

    官员不适任被贬被免不只是做错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有的时候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这一条,比做错了事还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重。欧阳修因朋党被重贬,便是违反了政治原则。

    政权的独立意志越坚定,意识形态越强,对官员的政治立场要求就越严厉,违反政治原则受到的处罚就更重。征民间贤士,给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纪律的约束。以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赏识,做官不用讲政治就想当然了,是把古代都当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政治。

    政权内的官员要讲政治,吏不需要讲政治,即吏无义,这是官与吏的区别之一。

    不涉及上层建筑,不足以称为变法。有的变法触到了意识形态,有的变法只是及于政治结构和一部分政治原则的调整,这是广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被推倒重来,可以称为革命。有时是别人革政权的命,政权横下一条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权有独立的人格,而临危机时,必然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当自求必须要触动到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时,便就天下大变,进行自我革命了。延伸来说,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王朝更替,广义上就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终于理通顺了,一起发出来吧。觉得这些章节枯燥的的读者,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读者看的书,我很珍惜,对于书中主角的行事,总觉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这些内容,不写这本书,没有书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有了这个主角,让他正确的做事,只好做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只能尽我的力量,让他真正的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如果世界上真地有穿越,我想到了最后,我也会成为主角这样一个人吧。能力或者有限,事情做的有好有坏,但人有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不做正确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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