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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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奏折中明确提出了中央内阁政府现在是所用非人。而当时帝国中央内阁的情况是：首相王随和副相陈尧佐两人，仗着资格一个比一个老，倚老卖老谁也不服谁，常常在议政时因意见不和而争吵不休。更甚的是，王随年老了脾气就怪，动辄就骂人，一骂人就生气，一生气就生病，一生病就请假休息。而仁宗皇帝又顾念王随身体欠佳，特旨让他五日一朝，平时就在中书办公。王随还仗着自已身居首相，大权在握，随意安排自已的亲朋故旧。王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巫祝之类特别相信，喜欢延纳僧道。
陈尧佐比王随还大10岁，他的身子骨儿又能比王随好到哪去？除了跟王随吵架之外，更是三天两头看不见踪影。王随以权谋私，陈尧佐也不例外，陈尧佐儿子任职尚未届满，陈尧佐就为儿子提前升了官。
韩亿更不象话，竟擅自将朝廷恩荫给这个儿子的官职，私自给了另一个儿子。
唯有一个石中立，似乎在方面没有谋什么私利，但却是正经事儿不干，整天以捉弄人、讲笑话、搞恶作剧为乐。一次，担任知枢密院的盛度写了一份文告拿到中书，石中立一把抢到手里，并且煞有介事地看了又看，且一本正经问盛度是谁写的，盛度脱口回答：“度撰”。中书一干人听到盛度这个回答，无不窃笑不已。
然而，不知宋帝国的天子是做何考虑，韩琦接二连三的奏折递上之后，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回应，韩琦于是再上奏折，这一次，韩琦直接把尖锐矛头对准了王随：
臣自忝谏职，数因灾变陈事，意谓陛下粗记臣言，故迁延未敢更献愚瞽……臣闻以实应天则天必报，以德胜妖则妖自息……臣愿陛下每睹灾异，先祥其理而应之，然后省身之所未思，而思政之所未至。夫崇从俭约以训九族，而纯德变于天下；节宴游以谨万机，而勤政率于天下，亦修身之大略也。辅弼得人，而庶务协其序；赏罚得中，而二柄归于上；边陲广备，而将帅择其材，亦修政之大略也，陛下若举其要而行之，则上天岂不降福……陛下首相久病，高卧私室，备礼上章，无坚退之意，安禄固位，上不分圣忧，下不畏人言。假令病愈复出，则中书之事，必更无伦理，盖才短识暗而然也。陛下岂不思求才而代之，使修正纪纲，亦禳谢之一端也……今举朝之人，皆以不言为利，无一人为陛下切直而言者。臣非不知直言为患，然选任之恩，不欲碌碌雷同众人，故昧死论列，不顾鼎镬之罪。惟望少采狂愚，天下幸甚！
韩琦把矛头直指首相王随，向仁宗皇帝提出：选有才能的人代替无所事事的首相，也是天子向上天禳谢祈福的一种。
或许是仁宗皇帝不想在帝国灾异频发的时候，让中央内阁再出现动荡，因而，尽管韩琦要求更换首相的奏书没有得到宋仁宗明确回答，但仁宗皇帝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放宽了因范仲淹“朋党”被贬之后的言论限制，下诏让臣僚直言时弊。
然而，不知是上天有意捉弄宋仁宗这个“天之子”，还是这些异象果真隐含着某种不祥的预兆，诡异的天灾异象不仅没有消失的迹象，帝国新的一年寒冷的正月里，居然又发生了罕见的雷震，于此同时，自景祐四年就出现的地震余震也仍在持续不断。
历史在这里真实地证明：如果韩琦不是一个朴忠正直、以天下苍生、国家利益为已任的“士”，那么，在他如此明确的谏言得不到仁宗皇帝首肯之后，很可能就会知难而退，明哲保身，韩琦实在犯不着在自己已经尽到一个谏官的职责之后，再契而不舍地和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为敌。
但韩琦就是韩琦！
宋仁宗宝元元年正月（1038年），韩琦以他朴忠之心，再次向仁宗皇帝上书了《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奏》，并开始为被贬逐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说话。韩琦在奏折中提出：朝廷不应只让在朝中的大臣言时弊，而应当广开言路，让天下官员都来依诏言事，并随奏折附了一份《别状》，列出朝廷应先施行的十件事情：
一、政府大臣乞选用忠正有才识之人。
二、赏罚权力应当由皇帝执掌，可赏则赏，可罪则罪。
三、严戒靠关系侥幸求官。
四、减省冗费。
五、制定合理的茶法。
六、备御西、北二边，选才略武干之人出任边帅。
七、节制宫中宴饮之乐。
八、选放宫中多余的宫女。
九、臣僚中有以言获罪贬责者，若心本献忠，不是邪恶奸诈之人，望能复其职任，使言路弥广。
十、应修德禳灾，不能以斋醮道场来求福。
从韩琦《别状》列出的这十条来看，此时的韩琦所思所想，已经超出一个谏官就事论事的狭隘范畴，显露出了他洞观全局、忧国忧民的政治家风采。这十件事中，第一条还是针对现任内阁政府所任非人，而第九条“臣僚中有以言获罪贬责者，若心本献忠，不是邪恶奸诈之人，望能复其职任，使言路弥广”，显然是指被贬逐的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韩琦这一次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扳倒无所事事的内阁政府，于是，继《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奏》和《别状》之后，韩琦再次向仁宗上书《乞择辅弼奏》，点名向仁宗皇帝提出了自已认为合适的人选：
岂陛下择辅弼未得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辅、宋祁、胥偃，众以为忠正之臣，可备进擢。不然，尝所用者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亦人所属望，何不图任也？”
至此，韩琦针对中央内阁政府人事，已经是连上十章。
然而，不知仁宗皇帝究竟是如何想的，反正，以王随为首的这届老人政府，在帝国持续不断的天灾面前依然稳坐钓鱼台，没有被更换的迹象。这个结果，换句话说，也就等于是韩琦一而再对内阁大臣的指责，在仁宗皇帝看来根本不值一顾。
但是，朴忠、正直的韩琦没有因此而退缩，宝元元年二月，韩琦再次奋然上书，不仅点名弹劾王随、陈尧佐等四宰相，而且对仁宗皇帝拒不接受意见提出了批评：
臣伏闻有虞至聪也，成汤至明也，其命相则犹咨于岳，选于众，不敢以独鉴自决于上，必佥而举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远于朝。未有众以为非才，上独谓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执，而望万化可成，而众功尽美者也。
臣职在谏诤，志无回隐，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偏躁伤体。庙堂之上，不闻长才远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贻诮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札求退。方天地有大灾变，陛下责躬访道之际，不思抗章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书视事，引擢亲旧，怡然自居……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奏，而引界满酬奖之条，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述古之授，是为欺罔圣明。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综为群牧判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综不以资叙回让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兼领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淡笑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陛下用辅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观望，浸成驰慢之风；必恐外夷闻之，亦有轻视中国之意……陛下置臣于言责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钺，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于己非私也，于柄臣非有嫌隙也……
韩琦这份奏章有理有据，不温不火，完全是他“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苟不以理胜之为主，难矣哉！”的绝妙诠释。韩琦为仁宗皇帝做了清楚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将了仁宗皇帝一军：他说自己担心仁宗皇帝认为他弹劾四相，是在挑拨离间君臣间的关系，是对内阁大臣的诬陷，因此请求仁宗将这封奏书明示中书，让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之上庭议：如以为臣言不谬，则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为辅弼等前件行事于朝政无损，国家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韩琦明确要求仁宗：如果认为臣的参奏是正确的，那就请陛下公开施行，如果认为宰执大臣以往的做法对朝政和国家没有损害，只是臣的狂言乱语，那不管朝廷给臣任何处罚，臣都愿意接受。
我们很难说清，或许是韩琦的忠正无私感动了仁宗？也或许是迫于朝堂内外的巨大压力，就在韩琦这份奏章呈上去不久，宋仁宗终于下诏，解除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宰相的职务，王随改判河阳，陈尧佐判郑州、韩亿本官归班、石中立为资政殿学士，这即是历史上所谓韩琦“片纸落去四宰执”。但韩琦向朝廷举出的几位深浮众望的内阁人选，王曾、吕夷简、杜衍、范仲淹等，仁宗皇帝却一个也没有选用。
仁宗罢免了老人内阁，帝国新任的内阁首相是老臣张士逊，副相就是那个“仲昌故国三千里”的章得象，而参知政事则是宋庠和晁宗悫。
仁宗皇帝这样安排，也是他必然的选择，做为帝国天子，罢免王随等四相，已经等于承认了王随政府的无能，而在新内阁组成上，仁宗皇帝不想、也不愿、更不会听从臣下的意思，他必须维护他天子的尊严。多少年后，韩琦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曾感叹：“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
很难说韩琦的这份感叹没有蕴含着一种自豪和骄傲在内。毕竟连章弹劾内阁权臣，使四相一日俱罢，这在有宋以前历代王朝也是前不见古人，何况在韩琦身居谏职三年时间里，韩琦“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所上七十余份谏章，绝大部分都被仁宗皇帝采纳。诚如韩琦在《谏垣存稿》中所说：“在职越三载，凡明得失、正纲纪、辩忠良、击权幸……上宽而可其奏者十**……”
“可其奏者十**”，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数千年中国历史，谏官在封建王朝“皇权不容侵犯”的特殊条件下，多少血性忠直之士，为向皇帝进逆耳忠言不惜以性命相博，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人生悲壮剧目，即便是太祖皇帝留下金匮誓书，坚嘱子孙“不杀一士”的大宋王朝，其忠耿如范仲淹辈，也仍然难逃仕途命运多桀的危运，而做为大宋王朝历史上最杰出的精英之一，韩琦岂会不知道做谏官“上规谏讽喻朝政阙失，下察百官大臣所任非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毫无疑问，以韩琦之忠正，让他做到谏官的“面折廷争”并不难，但如果其能力仅仅是做到这一点，那韩琦就不再是韩琦，充其量只是大宋王朝历史某个昙花一现、铁血肝胆的人物而已，做为帝国未来一代栋梁精英，韩琦考虑更深的，是在发现朝政出现阙失时，谏官怎样“知体得宜”，从而完美尽到谏官的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韩琦对仁宗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从而甘愿为君、为国抛撒他一腔精忠热血。仁宗擢韩琦入谏垣，韩琦曾喟然自戒：“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兹所以报陛下而知任之意。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
这就是韩琦“朴忠”最本质的东西。
韩琦如此惕励自戒，同样他也是这样做的，从韩琦现存的谏稿中我们不难看出，韩琦的谏章，行文之际少了范仲淹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多了一种朴质忠厚、以理服人的理性；少了一种激烈、直白的诘问；多了一份情真意切的规谏，处处为国，没有半点哗众取宠的招摇，更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酸腐。看着韩琦一份份谏章，你眼前悠然出现的是一位端正、忠诚的“国士”，如此的真诚可信，如此的令人敬佩，而这也正是韩琦做为杰出政治家，在处世谋略上比范仲淹更为成熟一些的本质原因。
韩琦以他年仅30岁的而立之年，身居庙堂，已经展现出“垂绅正笏”的杰出政治家风采，某种概念上说，大宋帝国内阁四相一日之间尽罢，实出韩琦之力。
韩琦，大宋帝国一代名相的风云仕途，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宋仁宗不是一个昏庸皇帝，韩琦以朴忠事他，他岂会不将韩琦以“国士”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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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奏折中明确提出了中央内阁政府现在是所用非人。而当时帝国中央内阁的情况是：首相王随和副相陈尧佐两人，仗着资格一个比一个老，倚老卖老谁也不服谁，常常在议政时因意见不和而争吵不休。更甚的是，王随年老了脾气就怪，动辄就骂人，一骂人就生气，一生气就生病，一生病就请假休息。而仁宗皇帝又顾念王随身体欠佳，特旨让他五日一朝，平时就在中书办公。王随还仗着自已身居首相，大权在握，随意安排自已的亲朋故旧。王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巫祝之类特别相信，喜欢延纳僧道。
陈尧佐比王随还大10岁，他的身子骨儿又能比王随好到哪去？除了跟王随吵架之外，更是三天两头看不见踪影。王随以权谋私，陈尧佐也不例外，陈尧佐儿子任职尚未届满，陈尧佐就为儿子提前升了官。
韩亿更不象话，竟擅自将朝廷恩荫给这个儿子的官职，私自给了另一个儿子。
唯有一个石中立，似乎在方面没有谋什么私利，但却是正经事儿不干，整天以捉弄人、讲笑话、搞恶作剧为乐。一次，担任知枢密院的盛度写了一份文告拿到中书，石中立一把抢到手里，并且煞有介事地看了又看，且一本正经问盛度是谁写的，盛度脱口回答：“度撰”。中书一干人听到盛度这个回答，无不窃笑不已。
然而，不知宋帝国的天子是做何考虑，韩琦接二连三的奏折递上之后，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回应，韩琦于是再上奏折，这一次，韩琦直接把尖锐矛头对准了王随：
臣自忝谏职，数因灾变陈事，意谓陛下粗记臣言，故迁延未敢更献愚瞽……臣闻以实应天则天必报，以德胜妖则妖自息……臣愿陛下每睹灾异，先祥其理而应之，然后省身之所未思，而思政之所未至。夫崇从俭约以训九族，而纯德变于天下；节宴游以谨万机，而勤政率于天下，亦修身之大略也。辅弼得人，而庶务协其序；赏罚得中，而二柄归于上；边陲广备，而将帅择其材，亦修政之大略也，陛下若举其要而行之，则上天岂不降福……陛下首相久病，高卧私室，备礼上章，无坚退之意，安禄固位，上不分圣忧，下不畏人言。假令病愈复出，则中书之事，必更无伦理，盖才短识暗而然也。陛下岂不思求才而代之，使修正纪纲，亦禳谢之一端也……今举朝之人，皆以不言为利，无一人为陛下切直而言者。臣非不知直言为患，然选任之恩，不欲碌碌雷同众人，故昧死论列，不顾鼎镬之罪。惟望少采狂愚，天下幸甚！
韩琦把矛头直指首相王随，向仁宗皇帝提出：选有才能的人代替无所事事的首相，也是天子向上天禳谢祈福的一种。
或许是仁宗皇帝不想在帝国灾异频发的时候，让中央内阁再出现动荡，因而，尽管韩琦要求更换首相的奏书没有得到宋仁宗明确回答，但仁宗皇帝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放宽了因范仲淹“朋党”被贬之后的言论限制，下诏让臣僚直言时弊。
然而，不知是上天有意捉弄宋仁宗这个“天之子”，还是这些异象果真隐含着某种不祥的预兆，诡异的天灾异象不仅没有消失的迹象，帝国新的一年寒冷的正月里，居然又发生了罕见的雷震，于此同时，自景祐四年就出现的地震余震也仍在持续不断。
历史在这里真实地证明：如果韩琦不是一个朴忠正直、以天下苍生、国家利益为已任的“士”，那么，在他如此明确的谏言得不到仁宗皇帝首肯之后，很可能就会知难而退，明哲保身，韩琦实在犯不着在自己已经尽到一个谏官的职责之后，再契而不舍地和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为敌。
但韩琦就是韩琦！
宋仁宗宝元元年正月（1038年），韩琦以他朴忠之心，再次向仁宗皇帝上书了《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奏》，并开始为被贬逐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说话。韩琦在奏折中提出：朝廷不应只让在朝中的大臣言时弊，而应当广开言路，让天下官员都来依诏言事，并随奏折附了一份《别状》，列出朝廷应先施行的十件事情：
一、政府大臣乞选用忠正有才识之人。
二、赏罚权力应当由皇帝执掌，可赏则赏，可罪则罪。
三、严戒靠关系侥幸求官。
四、减省冗费。
五、制定合理的茶法。
六、备御西、北二边，选才略武干之人出任边帅。
七、节制宫中宴饮之乐。
八、选放宫中多余的宫女。
九、臣僚中有以言获罪贬责者，若心本献忠，不是邪恶奸诈之人，望能复其职任，使言路弥广。
十、应修德禳灾，不能以斋醮道场来求福。
从韩琦《别状》列出的这十条来看，此时的韩琦所思所想，已经超出一个谏官就事论事的狭隘范畴，显露出了他洞观全局、忧国忧民的政治家风采。这十件事中，第一条还是针对现任内阁政府所任非人，而第九条“臣僚中有以言获罪贬责者，若心本献忠，不是邪恶奸诈之人，望能复其职任，使言路弥广”，显然是指被贬逐的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韩琦这一次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扳倒无所事事的内阁政府，于是，继《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奏》和《别状》之后，韩琦再次向仁宗上书《乞择辅弼奏》，点名向仁宗皇帝提出了自已认为合适的人选：
岂陛下择辅弼未得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辅、宋祁、胥偃，众以为忠正之臣，可备进擢。不然，尝所用者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亦人所属望，何不图任也？”
至此，韩琦针对中央内阁政府人事，已经是连上十章。
然而，不知仁宗皇帝究竟是如何想的，反正，以王随为首的这届老人政府，在帝国持续不断的天灾面前依然稳坐钓鱼台，没有被更换的迹象。这个结果，换句话说，也就等于是韩琦一而再对内阁大臣的指责，在仁宗皇帝看来根本不值一顾。
但是，朴忠、正直的韩琦没有因此而退缩，宝元元年二月，韩琦再次奋然上书，不仅点名弹劾王随、陈尧佐等四宰相，而且对仁宗皇帝拒不接受意见提出了批评：
臣伏闻有虞至聪也，成汤至明也，其命相则犹咨于岳，选于众，不敢以独鉴自决于上，必佥而举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远于朝。未有众以为非才，上独谓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执，而望万化可成，而众功尽美者也。
臣职在谏诤，志无回隐，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偏躁伤体。庙堂之上，不闻长才远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贻诮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札求退。方天地有大灾变，陛下责躬访道之际，不思抗章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书视事，引擢亲旧，怡然自居……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奏，而引界满酬奖之条，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述古之授，是为欺罔圣明。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综为群牧判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综不以资叙回让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兼领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淡笑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陛下用辅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观望，浸成驰慢之风；必恐外夷闻之，亦有轻视中国之意……陛下置臣于言责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钺，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于己非私也，于柄臣非有嫌隙也……
韩琦这份奏章有理有据，不温不火，完全是他“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苟不以理胜之为主，难矣哉！”的绝妙诠释。韩琦为仁宗皇帝做了清楚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将了仁宗皇帝一军：他说自己担心仁宗皇帝认为他弹劾四相，是在挑拨离间君臣间的关系，是对内阁大臣的诬陷，因此请求仁宗将这封奏书明示中书，让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之上庭议：如以为臣言不谬，则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为辅弼等前件行事于朝政无损，国家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韩琦明确要求仁宗：如果认为臣的参奏是正确的，那就请陛下公开施行，如果认为宰执大臣以往的做法对朝政和国家没有损害，只是臣的狂言乱语，那不管朝廷给臣任何处罚，臣都愿意接受。
我们很难说清，或许是韩琦的忠正无私感动了仁宗？也或许是迫于朝堂内外的巨大压力，就在韩琦这份奏章呈上去不久，宋仁宗终于下诏，解除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宰相的职务，王随改判河阳，陈尧佐判郑州、韩亿本官归班、石中立为资政殿学士，这即是历史上所谓韩琦“片纸落去四宰执”。但韩琦向朝廷举出的几位深浮众望的内阁人选，王曾、吕夷简、杜衍、范仲淹等，仁宗皇帝却一个也没有选用。
仁宗罢免了老人内阁，帝国新任的内阁首相是老臣张士逊，副相就是那个“仲昌故国三千里”的章得象，而参知政事则是宋庠和晁宗悫。
仁宗皇帝这样安排，也是他必然的选择，做为帝国天子，罢免王随等四相，已经等于承认了王随政府的无能，而在新内阁组成上，仁宗皇帝不想、也不愿、更不会听从臣下的意思，他必须维护他天子的尊严。多少年后，韩琦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曾感叹：“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
很难说韩琦的这份感叹没有蕴含着一种自豪和骄傲在内。毕竟连章弹劾内阁权臣，使四相一日俱罢，这在有宋以前历代王朝也是前不见古人，何况在韩琦身居谏职三年时间里，韩琦“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所上七十余份谏章，绝大部分都被仁宗皇帝采纳。诚如韩琦在《谏垣存稿》中所说：“在职越三载，凡明得失、正纲纪、辩忠良、击权幸……上宽而可其奏者十**……”
“可其奏者十**”，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数千年中国历史，谏官在封建王朝“皇权不容侵犯”的特殊条件下，多少血性忠直之士，为向皇帝进逆耳忠言不惜以性命相博，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人生悲壮剧目，即便是太祖皇帝留下金匮誓书，坚嘱子孙“不杀一士”的大宋王朝，其忠耿如范仲淹辈，也仍然难逃仕途命运多桀的危运，而做为大宋王朝历史上最杰出的精英之一，韩琦岂会不知道做谏官“上规谏讽喻朝政阙失，下察百官大臣所任非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毫无疑问，以韩琦之忠正，让他做到谏官的“面折廷争”并不难，但如果其能力仅仅是做到这一点，那韩琦就不再是韩琦，充其量只是大宋王朝历史某个昙花一现、铁血肝胆的人物而已，做为帝国未来一代栋梁精英，韩琦考虑更深的，是在发现朝政出现阙失时，谏官怎样“知体得宜”，从而完美尽到谏官的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韩琦对仁宗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从而甘愿为君、为国抛撒他一腔精忠热血。仁宗擢韩琦入谏垣，韩琦曾喟然自戒：“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兹所以报陛下而知任之意。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
这就是韩琦“朴忠”最本质的东西。
韩琦如此惕励自戒，同样他也是这样做的，从韩琦现存的谏稿中我们不难看出，韩琦的谏章，行文之际少了范仲淹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多了一种朴质忠厚、以理服人的理性；少了一种激烈、直白的诘问；多了一份情真意切的规谏，处处为国，没有半点哗众取宠的招摇，更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酸腐。看着韩琦一份份谏章，你眼前悠然出现的是一位端正、忠诚的“国士”，如此的真诚可信，如此的令人敬佩，而这也正是韩琦做为杰出政治家，在处世谋略上比范仲淹更为成熟一些的本质原因。
韩琦以他年仅30岁的而立之年，身居庙堂，已经展现出“垂绅正笏”的杰出政治家风采，某种概念上说，大宋帝国内阁四相一日之间尽罢，实出韩琦之力。
韩琦，大宋帝国一代名相的风云仕途，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宋仁宗不是一个昏庸皇帝，韩琦以朴忠事他，他岂会不将韩琦以“国士”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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