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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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宋仁宗景佑二年十二月。
这一年，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度支判官，这仍然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差遣官，与受人尊敬的文职三馆清流相去甚远。以韩琦一甲第二名天子门生的身份，踏入仕途近10年时间，却又一次滞留柴米钱帛之间，虽然有些不大相宜。但，这个职务却也非得精明干练者才能胜任。从某种概念上说，韩琦这次的调动，是又一次担起了一项重任。
宋代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称。盐铁司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司管理户口、赋税、榷酒等；而度支，则掌管国家财政收支、漕运等事项。具体来说，度支就是掌诸路财赋上送的总数，每年按计量出入，规划朝廷用度。
这三部各设有三名判官，分掌所部下辖的诸案，这些“案”用现在的话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度支下辖共有八案：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百官等。
在现有史料中，我们无法得出韩琦确切掌管的是哪几个案，但从他向朝廷提出“在京官员和外任官员，丁忧期间所得月俸不一样，朝廷不应内外有别”的建议来看，韩琦主管的应当是赏给或钱帛案（个人见解哈）。
赏给案，掌诸给赐等；钱帛案，掌百官俸禄等，这两案都会让韩琦直接了解京官、外官丁忧期间月俸的区别，从而向朝廷提出建议。还是很难说韩琦此次的职务调动，和吕夷简没有多大关系，但更准确的，应当是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的尽职尽责、事无巨细，为自己嬴来了这个机会。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代王朝象大宋王朝这样，在立国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养出了如此多的闲官猥吏，尤其是三司部门，简直就是人们拿着国家俸禄，养闲处优的绝佳之地。
按帝国当时制度，凡京师诸司，其官吏并不由中央政府委派，而是由三司负责举荐人充任，也就是说，中央将用人权力下放给了三司，三司自己有人事任免权，这无疑为那些投机钻营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于是，凡京师权贵之家子弟，直至其亲朋好友，只要有一点门路，便会辗转相托，削尖脑袋以求在三司谋件差事，悠然拿一份国家俸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曾记载过田元均当三司使时的情况：
田元均此人是个宽厚长者，好说话，因此，他在当三司使时，来求他安排工作的人很多，田元均实在安排不下，但又不好意思严词拒绝，便总是强颜欢笑、温言软语把来人打发走。田元均为此不胜其烦，常对人大发牢骚：当三司使几年，强颜欢笑的时候太多，直笑的脸似靴皮。一时间在士大夫中传为笑话。
但这却是当时帝国三司官吏满地跑的真实情况。
世上任何事物极必反。三司人浮于事、冗官冗吏、老迈昏庸者比比皆是，多如过河之鲫的情况，终于让仁宗皇帝忍无可忍了，他深感这个关乎帝国经济命脉的机构，已经到了必须推陈出新、焕发活力的时候，因此，宋仁宗景佑二年九月，帝国天子下定决心，要着手整治三司人浮于事的现状。
仁宗皇帝下诏给御史台，命御史中丞杜衍协同三司，淘汰那些只拿钱、不做事的官吏。而韩琦，这个有着勃勃朝气的天子门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调任三司度支判官。
凭心而论，宋仁宗这个守业皇帝，实在称不上是一个英明君主，而只能称为一代“仁君”，他对国事的处理，某些时候就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只所以能在大宋帝国天子位上舒舒服服坐几十年，只能说是上天对他实在太眷顾，让他生的恰逢其时，朝堂之上有一批忠君爱国英才尽心尽力为国使然，上天，实在给了宋仁宗一个当安逸皇帝的机会。
宋仁宗一道诏命，将淘汰三司冗吏的差事扔给了杜衍，他自己却在热衷制定礼乐的同时，又陷进了对被废掉的郭皇后的深深怀念之中，甚而几近不能自拔。
没有人能否认，当初仁宗皇帝废郭皇后之举，一半原因是受内侍阎文应、首相吕夷简和御史中丞范讽的怂恿。当仁宗为这个决定有些后悔时，是这几个人的鼓动，才让仁宗皇帝最终下定了决心，或者说，是这几个人齐心合力把仁宗送到了高杆上，让仁宗皇帝上不去也下不来，弄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宋仁宗天生情种，也是个贱种，郭皇后在身边时，他嫌她悍妒，现在郭皇后不在身边了，他又感到一种酸酸的失落、一种失去了的弥足珍贵。毕竟，青丝少年结下的夫妻，十年相处，朝朝暮暮，又怎能一个“忘”字消得？没人能知道，当仁宗皇帝朝夕间想起往事时，心中是怎样一种郁闷、寂寥、失落和愁怅？
先皇后已经出宫，尚、扬二美人也没有了踪影，新立的曹皇后，给仁宗更多的感觉是顺从、温柔、宽容。虽然她已是大宋王朝名正言顺的后宫之主，但却完全没有郭皇后在后宫时的主人气势，或者说曹皇后不象郭皇后那样，时常给仁宗以“家”的感觉。
更确切地说，曹皇后的宽容，让宋仁宗再也没有了于佳丽如云的环簇中，总想偷吃禁果的那种激情。
似乎上苍有意要在感情上折磨这位多情皇帝，这一天，仁宗去后苑游玩，无意间看见了郭皇后昔日乘坐的犊车。犊车尚在，却是人去车空，宋仁宗睹物思人，不禁大是伤感，于是写了一首情意缠绵的《庆金枝》乐府词，派一小内侍送给了郭皇后。
一个哀男，一个怨女，郭皇后接到仁宗词稿，和答一首，词中语句悲怆、幽然，俨然和当年汉武帝阿娇皇后《长门赋》有得一拚，这让心慈耳软的宋仁宗看后大为不忍，从此隔三差五，时不时遣内侍到郭皇后住的瑶华宫温言存问，直至后来派人要接郭皇后进宫偷偷会面。
然而，仁宗皇帝忽略了郭皇后温柔背后的刚强个性，郭皇后回答仁宗：若想让我回宫，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公开恢复她的皇后身份。
郭皇后这个要求，让柔肠百结的仁宗为难：这个要求算咋回事儿？皇天后土，册封皇后乃是国家伦常大典，不是儿戏，哪有后宫里已经有了一个皇后，又再把先皇后迎回重当皇后的道理？除非再来一次废后之举，将曹皇后废掉，迎郭氏重回后宫。
宋仁宗恢复不了郭皇后的身份，但念此及彼，却能恢复当初一力反对废后的范仲淹、孔道辅的身份，这多少也算是给自己心灵上找一点安慰吧。
宋仁宗对郭皇后旧情复燃，这让当初一力怂恿废除郭皇后的内侍阎文应深感恐惧，虽然当初废后一事有吕夷简的参与，但以他一个后宫的内侍，其对帝国的价值、地位、份量、影响，是远远无法和首相吕夷简相比的，郭皇后不回宫便罢，一旦重主后宫，对吕夷简或许构不成什么太大威胁，但想捏死他，那和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到那时候，只要郭皇后枕头风一吹，软耳朵的宋仁宗还不言听计从，来个秋后算账？
阎文应心思惶惶，日夜不安。然而上天似乎并不佑郭皇后，就在仁宗皇帝对她日渐情浓的时候，郭氏偶染一场小疾，事情由此发生了逆转。
很难说是仁宗皇帝太过相信阎文应，抑或是一时考虑不周，认为这些事情就该阎文应去办，而忽略了阎文应和郭皇后之间的芥蒂。郭氏患病，仁宗皇帝竟然派阎文应负责，和太医一起为郭氏诊治。于是，仅仅几天后，郭氏一场小病变成大病，最终香消玉殒，一命归西。
郭皇后死了。
尽管其身份是已废的皇后，但毕竟当过皇后，不同于一般人，而且，当初在郭氏被废一事上，朝廷本就掀起过一场风波，谁都知道废后是阎文应一手造成，一干不赞成废后的官员们本就憋着一肚子怨气，现在郭氏突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而且又是在阎文应带人为她治病之后死的，这其中岂能没有内幕？说不定就是阎文应在药里下了毒，杀害了郭皇后。郭后之死，他阎文应实在难辞其咎。而且仁宗皇帝现在已经宽恕了当初一力反对废后，并被赶出京城的范仲淹、孔道辅们，这一切都预示着风向转了，当初受了气的官员们，岂会不借此机会出了这一口恶气？于是，阎文应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时任右正言、直集贤院、天圣五年和韩琦同科的一甲第一名进士王尧臣，上书请审刑当时为郭皇后治病的太医，以查明郭氏死亡真相。
然而，不知是帝国首相吕夷简想保护阎文应，不想让此事再搅闹出什么风波，因而把王尧臣送到中书的奏书压下来？还是仁宗皇帝权衡再三，觉得斯人已去，而在即将举行南郊祭祀天地大典之际，犯不着为已死的人再惩治活着的人，何况阎文应当初所为也是为了自己，因而，王尧臣这封慷慨激昂的奏书递上去之后，一如泥牛入海，沓无了音信。
如果阎文应这丫的能有自知之明，在这个非常时刻有所收敛，夹起尾巴做人，他或许还不至于自走绝路。然而郭氏已死，仗着仁宗皇帝宠信恣横贯了的阎文应，少了后顾之忧之后，又见仁宗皇帝没有什么责怪自己的意思，便立刻又恢复了他颐指气使的秉性，居然在庄严的南郊大典上，在太庙庄严之地肆无忌惮地大声喝斥他人。
不作死，就不会死，阎文应的好运至此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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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宋仁宗景佑二年十二月。
这一年，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度支判官，这仍然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差遣官，与受人尊敬的文职三馆清流相去甚远。以韩琦一甲第二名天子门生的身份，踏入仕途近10年时间，却又一次滞留柴米钱帛之间，虽然有些不大相宜。但，这个职务却也非得精明干练者才能胜任。从某种概念上说，韩琦这次的调动，是又一次担起了一项重任。
宋代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称。盐铁司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司管理户口、赋税、榷酒等；而度支，则掌管国家财政收支、漕运等事项。具体来说，度支就是掌诸路财赋上送的总数，每年按计量出入，规划朝廷用度。
这三部各设有三名判官，分掌所部下辖的诸案，这些“案”用现在的话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度支下辖共有八案：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百官等。
在现有史料中，我们无法得出韩琦确切掌管的是哪几个案，但从他向朝廷提出“在京官员和外任官员，丁忧期间所得月俸不一样，朝廷不应内外有别”的建议来看，韩琦主管的应当是赏给或钱帛案（个人见解哈）。
赏给案，掌诸给赐等；钱帛案，掌百官俸禄等，这两案都会让韩琦直接了解京官、外官丁忧期间月俸的区别，从而向朝廷提出建议。还是很难说韩琦此次的职务调动，和吕夷简没有多大关系，但更准确的，应当是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的尽职尽责、事无巨细，为自己嬴来了这个机会。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代王朝象大宋王朝这样，在立国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养出了如此多的闲官猥吏，尤其是三司部门，简直就是人们拿着国家俸禄，养闲处优的绝佳之地。
按帝国当时制度，凡京师诸司，其官吏并不由中央政府委派，而是由三司负责举荐人充任，也就是说，中央将用人权力下放给了三司，三司自己有人事任免权，这无疑为那些投机钻营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于是，凡京师权贵之家子弟，直至其亲朋好友，只要有一点门路，便会辗转相托，削尖脑袋以求在三司谋件差事，悠然拿一份国家俸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曾记载过田元均当三司使时的情况：
田元均此人是个宽厚长者，好说话，因此，他在当三司使时，来求他安排工作的人很多，田元均实在安排不下，但又不好意思严词拒绝，便总是强颜欢笑、温言软语把来人打发走。田元均为此不胜其烦，常对人大发牢骚：当三司使几年，强颜欢笑的时候太多，直笑的脸似靴皮。一时间在士大夫中传为笑话。
但这却是当时帝国三司官吏满地跑的真实情况。
世上任何事物极必反。三司人浮于事、冗官冗吏、老迈昏庸者比比皆是，多如过河之鲫的情况，终于让仁宗皇帝忍无可忍了，他深感这个关乎帝国经济命脉的机构，已经到了必须推陈出新、焕发活力的时候，因此，宋仁宗景佑二年九月，帝国天子下定决心，要着手整治三司人浮于事的现状。
仁宗皇帝下诏给御史台，命御史中丞杜衍协同三司，淘汰那些只拿钱、不做事的官吏。而韩琦，这个有着勃勃朝气的天子门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调任三司度支判官。
凭心而论，宋仁宗这个守业皇帝，实在称不上是一个英明君主，而只能称为一代“仁君”，他对国事的处理，某些时候就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只所以能在大宋帝国天子位上舒舒服服坐几十年，只能说是上天对他实在太眷顾，让他生的恰逢其时，朝堂之上有一批忠君爱国英才尽心尽力为国使然，上天，实在给了宋仁宗一个当安逸皇帝的机会。
宋仁宗一道诏命，将淘汰三司冗吏的差事扔给了杜衍，他自己却在热衷制定礼乐的同时，又陷进了对被废掉的郭皇后的深深怀念之中，甚而几近不能自拔。
没有人能否认，当初仁宗皇帝废郭皇后之举，一半原因是受内侍阎文应、首相吕夷简和御史中丞范讽的怂恿。当仁宗为这个决定有些后悔时，是这几个人的鼓动，才让仁宗皇帝最终下定了决心，或者说，是这几个人齐心合力把仁宗送到了高杆上，让仁宗皇帝上不去也下不来，弄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宋仁宗天生情种，也是个贱种，郭皇后在身边时，他嫌她悍妒，现在郭皇后不在身边了，他又感到一种酸酸的失落、一种失去了的弥足珍贵。毕竟，青丝少年结下的夫妻，十年相处，朝朝暮暮，又怎能一个“忘”字消得？没人能知道，当仁宗皇帝朝夕间想起往事时，心中是怎样一种郁闷、寂寥、失落和愁怅？
先皇后已经出宫，尚、扬二美人也没有了踪影，新立的曹皇后，给仁宗更多的感觉是顺从、温柔、宽容。虽然她已是大宋王朝名正言顺的后宫之主，但却完全没有郭皇后在后宫时的主人气势，或者说曹皇后不象郭皇后那样，时常给仁宗以“家”的感觉。
更确切地说，曹皇后的宽容，让宋仁宗再也没有了于佳丽如云的环簇中，总想偷吃禁果的那种激情。
似乎上苍有意要在感情上折磨这位多情皇帝，这一天，仁宗去后苑游玩，无意间看见了郭皇后昔日乘坐的犊车。犊车尚在，却是人去车空，宋仁宗睹物思人，不禁大是伤感，于是写了一首情意缠绵的《庆金枝》乐府词，派一小内侍送给了郭皇后。
一个哀男，一个怨女，郭皇后接到仁宗词稿，和答一首，词中语句悲怆、幽然，俨然和当年汉武帝阿娇皇后《长门赋》有得一拚，这让心慈耳软的宋仁宗看后大为不忍，从此隔三差五，时不时遣内侍到郭皇后住的瑶华宫温言存问，直至后来派人要接郭皇后进宫偷偷会面。
然而，仁宗皇帝忽略了郭皇后温柔背后的刚强个性，郭皇后回答仁宗：若想让我回宫，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公开恢复她的皇后身份。
郭皇后这个要求，让柔肠百结的仁宗为难：这个要求算咋回事儿？皇天后土，册封皇后乃是国家伦常大典，不是儿戏，哪有后宫里已经有了一个皇后，又再把先皇后迎回重当皇后的道理？除非再来一次废后之举，将曹皇后废掉，迎郭氏重回后宫。
宋仁宗恢复不了郭皇后的身份，但念此及彼，却能恢复当初一力反对废后的范仲淹、孔道辅的身份，这多少也算是给自己心灵上找一点安慰吧。
宋仁宗对郭皇后旧情复燃，这让当初一力怂恿废除郭皇后的内侍阎文应深感恐惧，虽然当初废后一事有吕夷简的参与，但以他一个后宫的内侍，其对帝国的价值、地位、份量、影响，是远远无法和首相吕夷简相比的，郭皇后不回宫便罢，一旦重主后宫，对吕夷简或许构不成什么太大威胁，但想捏死他，那和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到那时候，只要郭皇后枕头风一吹，软耳朵的宋仁宗还不言听计从，来个秋后算账？
阎文应心思惶惶，日夜不安。然而上天似乎并不佑郭皇后，就在仁宗皇帝对她日渐情浓的时候，郭氏偶染一场小疾，事情由此发生了逆转。
很难说是仁宗皇帝太过相信阎文应，抑或是一时考虑不周，认为这些事情就该阎文应去办，而忽略了阎文应和郭皇后之间的芥蒂。郭氏患病，仁宗皇帝竟然派阎文应负责，和太医一起为郭氏诊治。于是，仅仅几天后，郭氏一场小病变成大病，最终香消玉殒，一命归西。
郭皇后死了。
尽管其身份是已废的皇后，但毕竟当过皇后，不同于一般人，而且，当初在郭氏被废一事上，朝廷本就掀起过一场风波，谁都知道废后是阎文应一手造成，一干不赞成废后的官员们本就憋着一肚子怨气，现在郭氏突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而且又是在阎文应带人为她治病之后死的，这其中岂能没有内幕？说不定就是阎文应在药里下了毒，杀害了郭皇后。郭后之死，他阎文应实在难辞其咎。而且仁宗皇帝现在已经宽恕了当初一力反对废后，并被赶出京城的范仲淹、孔道辅们，这一切都预示着风向转了，当初受了气的官员们，岂会不借此机会出了这一口恶气？于是，阎文应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时任右正言、直集贤院、天圣五年和韩琦同科的一甲第一名进士王尧臣，上书请审刑当时为郭皇后治病的太医，以查明郭氏死亡真相。
然而，不知是帝国首相吕夷简想保护阎文应，不想让此事再搅闹出什么风波，因而把王尧臣送到中书的奏书压下来？还是仁宗皇帝权衡再三，觉得斯人已去，而在即将举行南郊祭祀天地大典之际，犯不着为已死的人再惩治活着的人，何况阎文应当初所为也是为了自己，因而，王尧臣这封慷慨激昂的奏书递上去之后，一如泥牛入海，沓无了音信。
如果阎文应这丫的能有自知之明，在这个非常时刻有所收敛，夹起尾巴做人，他或许还不至于自走绝路。然而郭氏已死，仗着仁宗皇帝宠信恣横贯了的阎文应，少了后顾之忧之后，又见仁宗皇帝没有什么责怪自己的意思，便立刻又恢复了他颐指气使的秉性，居然在庄严的南郊大典上，在太庙庄严之地肆无忌惮地大声喝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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