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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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吃素，吃的是那么干脆。但她不是佛教徒。她不能闻一点油腥味，闻到就头昏呕吐。祖母有一套自己的碗筷。一个装咸菜的小罐。筷子是银的。据说；“银筷子一遇上有毒食品，筷子就变黑”祖母说；“她本来不吃素，沈阳刚解放时，政府强制抽大烟的戒毒。路边死了好多大烟鬼。人死了没人管，饿狗扯咬着死倒大腿，白哗哗的肉露了出来，就象肥猪肉”祖母看到了，就不停的呕吐起来。从此她再也不吃肥肉，慢慢便吃起素来。
十三岁之前，我常去看祖母，以后到祖母过世我再也没见过她。祖母过世时我己二十岁了。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梦见祖母身穿黑棉袍，拄着拐杖向我走来，幽幽的说：“榕啊，我走了”没过几天姑母来信告诉我，祖母过世了。
祖母有一个绰号叫“李铁嘴”解放前我们家开过茶馆，祖母理所当然是老板娘，祖母绰号也就在这时获封的。家里人说我的嘴巴象祖母。用现代人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能言善辩了”
小时候去祖母那是为了混点好吃好喝。祖父躺在炕上，身边放了好多罐头。每次去，祖父都用汤匙舀一点罐头水给我喝。为了那一匙的罐头水，几乎每周都要去祖母那里。祖母的脚，可真称得起三寸金莲。她的鞋头尖尖的。腿上缠着腿绷。走起路来摆来摆去的。可祖母身体特别好。
我生父他们兄妹四人。生父是老大。记忆中生父个子很高，很帅气。他是中医，医道如何我没有耳闻。对生父的一切都是后来听三婶说的，但我大嫂又说；“三婶说话没个准”生父娶我母亲时是第六房。三婶常把以前生父的老婆称为；“大个嫂子，小个嫂子”至今她还保留着生父和他的老婆们的照片。
祖母在三个儿子，八个儿媳妇中说一不二。威严赋有震慑力。儿媳妇们服服贴贴，从没有勾心斗角之事发生。生父命硬，克死前边五个老婆，至到最后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沈阳刚好解放。生父前边五个老婆只留下文哥一个人。文哥有一双特别特别小的眼睛。后来他没有活到三十岁就死了。
听三婶说；“我生父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但没有民愤。解放后，共产党不许他再行医，让他到制瓶厂接受改造。一天他从二层楼高的瓶垛子跌了下来。在我刚刚记事时他也死了。
生父死后，我们家境彻底败落。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变迁，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父从一个腐朽封建社会，不情愿的过度到自食其力者，从中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的去承受，去面对。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把生父亲手撰写的中医药方，当作大毒草烧毁时，从此，在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家族往日的荣耀和富裕。这是历史的必然，虽然是那么的令人痛惜，但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
曾国藩的十三经“变经”说道；“道光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天道五十年发生变化，国家运数也在改变，家运也如此。整个世界都在变，又何止我一家。
生父死时，我什么也不懂。是祖母一个嘴巴打哭了我。不管怎样，我在我生父死时，总算是哭过了。
我从没见过祖母掉泪。只记得她的嘴象一挂鞭，说起话来霹雳啪啦。又象粉碎机，只要动起来就不会停下。但她是那么的坚强，从我们家境的鼎盛到衰败。祖母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也许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大人的心。面对儿孙们先后过世，她也不曾流泪。
祖母和二叔家隔着两个门。房子是房产局盖的一趟一趟的红砖房。开门就上炕。屋地到厨房过道有一米宽，两米长。火炕在屋子东面。西墙上挂着几个镜框，镜框里镶满了老照片。二叔家和祖母家没有什么区别。二叔是个老实人。二叔只有一个女儿。后来生父死后，母亲无法抚养我们兄妹四人，把大哥过续给了二叔。
我说不好二婶对我们是好是坏，每次去二婶家她总热些剩饭给我们吃，好东西都等我和姐姐走了再做。
二叔死了。死与鼻癌。我不记得二叔走那年他有多大岁数。我好象一点悲伤都没有。记得二叔出殡的那天，我和院里孩子玉刚打架。我用胶皮管子抽他的头。他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后来他哥来了，用砖头打破了我的头。我一只手捂着出血的头，另一只手指着他哥说；“告诉你，我二叔死了，我让我二叔，今晚上来抓你”于是，我用纸写了几个字，放到我露脚后跟的鞋里，一边跑一边想，纸条掉出来，我就踩到地里，二叔就能收到，看以后谁敢再欺负我。
这就是我的童年。天真，幼稚，也快乐着。迫于命运，而颠沛流离。而她是那么温婉略带悲伤。很多年过去了。有许多事我都淡忘了，可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些荒谬，单纯伴我渡过了童年时光，它并没有在我记忆中停留太久，然尔，今天给我的是涩涩心动和淡淡惆怅。
人有说；“傻子要比聪明人愉快”是的，因为什么也不用去想的人，也就没有了烦恼。青哥是我三叔家唯一的儿子。他三岁时得了大脑炎，留下了后遗症。天气一变化他就抽风。眼睛向上翻，嘴里吐白沫，四肢抽搐，头不停的甩，嘴里嗷嗷的怪叫。我遇上了很多次。三婶用手用力的掐住青哥的人中，青哥全身一蹦一蹦的，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
在我所见到的母亲中，没有哪个比三婶伟大的。五十多年里，三婶伺候青哥就象对侍一个婴儿。我有好几年都不再去三婶家，我们家老辈人就剩下她一个人。青哥死后，三婶每天打个小麻将没多大的输赢，生活也算自在。她本该受到我们兄妹的尊重和孝敬。可是只要进了她家的门，她就唠叨个没完。说点没用的话也就罢了。非在我们兄弟姐妹间搬弄是非。使我们家族间火药味十足，空间的不团结。为了少惹麻烦，我也就不在去看她。
三婶是我大嫂的亲姨。按理说她和大嫂比我们谁都亲近，不知她们怎么处的就象仇人一样。一见面眼睛都红。在我小时候三婶对我们还很好。每次去看三婶，她总是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或给几分钱。三婶年青时很漂亮。她有些洁癖。每次去她家，她总是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院子里。她嫌我不讲究卫生。
三叔是一个老实人。可他干过不老实的事。三叔开个裁坊。就在我家前院。后来公私合营了。三叔和三婶都归了绒织厂。我家院里有一个张婶。她家孩子和我年令差不多少。我们总在一起玩。有一年三婶去乡下住了一个月。回来时就和张婶打了起来。三婶去张婶拿回来好多东西。说是我三叔给她的。我妈妈也帮着三婶。后来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又不打仗了。再过一年，张婶被她家对门的申婶骂的一声不敢吭。再后来，家里人在也不让我和张婶家的孩子玩，说她妈是“破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整个家族经历了大灾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八十年代我们从农村落实政策返城时。己经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
彖辞说；“天地变革才会发生四季的变化。商汤、武王革除夏桀，殷纣王的天命，是顺应天时人心的。可见根据时势需要而变革，其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世界万物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几人能未变知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流，万物常新”那一场文化革命十年之久，我有亡亲之痛，我们一家成了文化革命牺牲品，但我对毛主席的崇拜无人能比。那时我们的国家仅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没贪官污吏更没有什么黑势力。国人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我们国家穷，但穷的有志气！
我们这个家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你都得必须无条件的接受，这就是命运。
我对姑母最深刻的任象就是她一笑时眼睛眯成的那条缝。确确的说姑母长不漂亮。个子也不高。姑母一辈子没生育，生父过世后，母亲准备把我过继给姑母，这样我在姑母家住了一段时间。姑母家墙上贴着一幅画。一棵大树上栓着一匹大白马。那白马鬃发很长。眼睛明亮。它抑起头好象要挣脱什么，但那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至今我还很清楚记得那匹马的眼神。后来我还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被一匹白马压在身下。也许我真的和那匹白马有缘，我第一个男朋友和前夫及现任丈夫全是属马的。儿子也属马。冥冥中注定了我的姻缘都要与马有关，是巧合还是天意。
在姑母家住的那段时间，除了墙上那匹白马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姑父因为历史问题还在监狱里服刑。听三婶说；“我姑父解放前在警察局做事，手上有人命”解放后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又改判二十年。姑母十五岁就嫁给了他，那时姑母还没发育好，所以她以后就不长个，也不能生育了。姑母在啤酒厂上班。天天和酒打交道，她也就天天的离不开酒了。每顿都要喝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姑父从他就业的老改农场被遗送回乡。姑母决然的从沈阳随姑父返乡。不久他们就离婚了。原因是姑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来姑母又嫁人，姑母生活不是很好。
姑母的性格也到了登峰造极地步。落实政策后，姑母被安排在当地的供销社上班。我的第二任姑父不敢和任何一个女人讲话，只要被姑母看到那就骂不绝耳。姑母抽烟，气管炎很严重。姑母酗酒，不吃饭可以，不喝酒不行。姑母不吃素，爱吃肥肉。可那个年代对姑母生活所求实在难以满足。
姑父家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是男孩。他叫我姑母“妈”从没有做过母亲的姑母眼睛乐成一条缝。姑母吵，姑母骂，姑父家里人都忍了。因为姑母每月拿工资回家。后来姑父小儿子接了我姑母的班，到供销社上了班，姑父和姑母吵架的日子越来越多。直到姑母病重时，姑父又对姑母好了起来。姑母咽气的前十分钟还让姑父往她嘴里灌酒呢。姑母死后，姑父曾得意的对亲戚朋友说；“姑母留下的金子，猫眼也够他活下半辈了”
我们东北有句方言；“你当我吃素的”意思是；“我不白给”姑父真的不是“吃素”的。该得的，不该得的，他都得到了。得是那么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三婶和我姑父是冤家对头。三婶义愤填膺的对我说；“你姑父鹰鼻子鹞眼的最难斗”
几十年过去了，父辈的恩怨似乎我淡忘的差不多少了。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都有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事非非。谁对，谁错以经不再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会以新的形式产生。常言说；“亲属远来香，邻居高打墙”并不是说人与人非要减少互动，当家族矛盾产生时，选择回避，避免冲突，让时间去消耗矛盾，也许会更好些。
我看过一本叫藏獒的书。书的最后有个一句话使我深有体会；“永远都是这个样，生活，当你经历着的时候，它己经不属于你了”
我庆幸我还能用粗糙的文字记载下我们家族一部份的兴衰史。记得有一次我和大嫂说；“我们老李家现在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做生意的”嫂子把脸一黑，回敬我道；“没出蹲监狱就行了”也许我们家族的下一辈，会出现一个光宗耀祖的来，但其码在二十年内不会有。若干年后，也许我们这个家族会被历史长河吞没，那时还会有谁记得我们的存在，今天我的笔尖凝聚了对父辈们的怀念，但愿我的文字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是一朵跳跃的浪花
祖母吃素，吃的是那么干脆。但她不是佛教徒。她不能闻一点油腥味，闻到就头昏呕吐。祖母有一套自己的碗筷。一个装咸菜的小罐。筷子是银的。据说；“银筷子一遇上有毒食品，筷子就变黑”祖母说；“她本来不吃素，沈阳刚解放时，政府强制抽大烟的戒毒。路边死了好多大烟鬼。人死了没人管，饿狗扯咬着死倒大腿，白哗哗的肉露了出来，就象肥猪肉”祖母看到了，就不停的呕吐起来。从此她再也不吃肥肉，慢慢便吃起素来。
十三岁之前，我常去看祖母，以后到祖母过世我再也没见过她。祖母过世时我己二十岁了。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梦见祖母身穿黑棉袍，拄着拐杖向我走来，幽幽的说：“榕啊，我走了”没过几天姑母来信告诉我，祖母过世了。
祖母有一个绰号叫“李铁嘴”解放前我们家开过茶馆，祖母理所当然是老板娘，祖母绰号也就在这时获封的。家里人说我的嘴巴象祖母。用现代人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能言善辩了”
小时候去祖母那是为了混点好吃好喝。祖父躺在炕上，身边放了好多罐头。每次去，祖父都用汤匙舀一点罐头水给我喝。为了那一匙的罐头水，几乎每周都要去祖母那里。祖母的脚，可真称得起三寸金莲。她的鞋头尖尖的。腿上缠着腿绷。走起路来摆来摆去的。可祖母身体特别好。
我生父他们兄妹四人。生父是老大。记忆中生父个子很高，很帅气。他是中医，医道如何我没有耳闻。对生父的一切都是后来听三婶说的，但我大嫂又说；“三婶说话没个准”生父娶我母亲时是第六房。三婶常把以前生父的老婆称为；“大个嫂子，小个嫂子”至今她还保留着生父和他的老婆们的照片。
祖母在三个儿子，八个儿媳妇中说一不二。威严赋有震慑力。儿媳妇们服服贴贴，从没有勾心斗角之事发生。生父命硬，克死前边五个老婆，至到最后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沈阳刚好解放。生父前边五个老婆只留下文哥一个人。文哥有一双特别特别小的眼睛。后来他没有活到三十岁就死了。
听三婶说；“我生父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但没有民愤。解放后，共产党不许他再行医，让他到制瓶厂接受改造。一天他从二层楼高的瓶垛子跌了下来。在我刚刚记事时他也死了。
生父死后，我们家境彻底败落。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变迁，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父从一个腐朽封建社会，不情愿的过度到自食其力者，从中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的去承受，去面对。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把生父亲手撰写的中医药方，当作大毒草烧毁时，从此，在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家族往日的荣耀和富裕。这是历史的必然，虽然是那么的令人痛惜，但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
曾国藩的十三经“变经”说道；“道光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天道五十年发生变化，国家运数也在改变，家运也如此。整个世界都在变，又何止我一家。
生父死时，我什么也不懂。是祖母一个嘴巴打哭了我。不管怎样，我在我生父死时，总算是哭过了。
我从没见过祖母掉泪。只记得她的嘴象一挂鞭，说起话来霹雳啪啦。又象粉碎机，只要动起来就不会停下。但她是那么的坚强，从我们家境的鼎盛到衰败。祖母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也许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大人的心。面对儿孙们先后过世，她也不曾流泪。
祖母和二叔家隔着两个门。房子是房产局盖的一趟一趟的红砖房。开门就上炕。屋地到厨房过道有一米宽，两米长。火炕在屋子东面。西墙上挂着几个镜框，镜框里镶满了老照片。二叔家和祖母家没有什么区别。二叔是个老实人。二叔只有一个女儿。后来生父死后，母亲无法抚养我们兄妹四人，把大哥过续给了二叔。
我说不好二婶对我们是好是坏，每次去二婶家她总热些剩饭给我们吃，好东西都等我和姐姐走了再做。
二叔死了。死与鼻癌。我不记得二叔走那年他有多大岁数。我好象一点悲伤都没有。记得二叔出殡的那天，我和院里孩子玉刚打架。我用胶皮管子抽他的头。他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后来他哥来了，用砖头打破了我的头。我一只手捂着出血的头，另一只手指着他哥说；“告诉你，我二叔死了，我让我二叔，今晚上来抓你”于是，我用纸写了几个字，放到我露脚后跟的鞋里，一边跑一边想，纸条掉出来，我就踩到地里，二叔就能收到，看以后谁敢再欺负我。
这就是我的童年。天真，幼稚，也快乐着。迫于命运，而颠沛流离。而她是那么温婉略带悲伤。很多年过去了。有许多事我都淡忘了，可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些荒谬，单纯伴我渡过了童年时光，它并没有在我记忆中停留太久，然尔，今天给我的是涩涩心动和淡淡惆怅。
人有说；“傻子要比聪明人愉快”是的，因为什么也不用去想的人，也就没有了烦恼。青哥是我三叔家唯一的儿子。他三岁时得了大脑炎，留下了后遗症。天气一变化他就抽风。眼睛向上翻，嘴里吐白沫，四肢抽搐，头不停的甩，嘴里嗷嗷的怪叫。我遇上了很多次。三婶用手用力的掐住青哥的人中，青哥全身一蹦一蹦的，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
在我所见到的母亲中，没有哪个比三婶伟大的。五十多年里，三婶伺候青哥就象对侍一个婴儿。我有好几年都不再去三婶家，我们家老辈人就剩下她一个人。青哥死后，三婶每天打个小麻将没多大的输赢，生活也算自在。她本该受到我们兄妹的尊重和孝敬。可是只要进了她家的门，她就唠叨个没完。说点没用的话也就罢了。非在我们兄弟姐妹间搬弄是非。使我们家族间火药味十足，空间的不团结。为了少惹麻烦，我也就不在去看她。
三婶是我大嫂的亲姨。按理说她和大嫂比我们谁都亲近，不知她们怎么处的就象仇人一样。一见面眼睛都红。在我小时候三婶对我们还很好。每次去看三婶，她总是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或给几分钱。三婶年青时很漂亮。她有些洁癖。每次去她家，她总是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院子里。她嫌我不讲究卫生。
三叔是一个老实人。可他干过不老实的事。三叔开个裁坊。就在我家前院。后来公私合营了。三叔和三婶都归了绒织厂。我家院里有一个张婶。她家孩子和我年令差不多少。我们总在一起玩。有一年三婶去乡下住了一个月。回来时就和张婶打了起来。三婶去张婶拿回来好多东西。说是我三叔给她的。我妈妈也帮着三婶。后来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又不打仗了。再过一年，张婶被她家对门的申婶骂的一声不敢吭。再后来，家里人在也不让我和张婶家的孩子玩，说她妈是“破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整个家族经历了大灾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八十年代我们从农村落实政策返城时。己经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
彖辞说；“天地变革才会发生四季的变化。商汤、武王革除夏桀，殷纣王的天命，是顺应天时人心的。可见根据时势需要而变革，其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世界万物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几人能未变知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流，万物常新”那一场文化革命十年之久，我有亡亲之痛，我们一家成了文化革命牺牲品，但我对毛主席的崇拜无人能比。那时我们的国家仅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没贪官污吏更没有什么黑势力。国人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我们国家穷，但穷的有志气！
我们这个家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你都得必须无条件的接受，这就是命运。
我对姑母最深刻的任象就是她一笑时眼睛眯成的那条缝。确确的说姑母长不漂亮。个子也不高。姑母一辈子没生育，生父过世后，母亲准备把我过继给姑母，这样我在姑母家住了一段时间。姑母家墙上贴着一幅画。一棵大树上栓着一匹大白马。那白马鬃发很长。眼睛明亮。它抑起头好象要挣脱什么，但那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至今我还很清楚记得那匹马的眼神。后来我还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被一匹白马压在身下。也许我真的和那匹白马有缘，我第一个男朋友和前夫及现任丈夫全是属马的。儿子也属马。冥冥中注定了我的姻缘都要与马有关，是巧合还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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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姑父从他就业的老改农场被遗送回乡。姑母决然的从沈阳随姑父返乡。不久他们就离婚了。原因是姑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来姑母又嫁人，姑母生活不是很好。
姑母的性格也到了登峰造极地步。落实政策后，姑母被安排在当地的供销社上班。我的第二任姑父不敢和任何一个女人讲话，只要被姑母看到那就骂不绝耳。姑母抽烟，气管炎很严重。姑母酗酒，不吃饭可以，不喝酒不行。姑母不吃素，爱吃肥肉。可那个年代对姑母生活所求实在难以满足。
姑父家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是男孩。他叫我姑母“妈”从没有做过母亲的姑母眼睛乐成一条缝。姑母吵，姑母骂，姑父家里人都忍了。因为姑母每月拿工资回家。后来姑父小儿子接了我姑母的班，到供销社上了班，姑父和姑母吵架的日子越来越多。直到姑母病重时，姑父又对姑母好了起来。姑母咽气的前十分钟还让姑父往她嘴里灌酒呢。姑母死后，姑父曾得意的对亲戚朋友说；“姑母留下的金子，猫眼也够他活下半辈了”
我们东北有句方言；“你当我吃素的”意思是；“我不白给”姑父真的不是“吃素”的。该得的，不该得的，他都得到了。得是那么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三婶和我姑父是冤家对头。三婶义愤填膺的对我说；“你姑父鹰鼻子鹞眼的最难斗”
几十年过去了，父辈的恩怨似乎我淡忘的差不多少了。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都有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事非非。谁对，谁错以经不再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会以新的形式产生。常言说；“亲属远来香，邻居高打墙”并不是说人与人非要减少互动，当家族矛盾产生时，选择回避，避免冲突，让时间去消耗矛盾，也许会更好些。
我看过一本叫藏獒的书。书的最后有个一句话使我深有体会；“永远都是这个样，生活，当你经历着的时候，它己经不属于你了”
我庆幸我还能用粗糙的文字记载下我们家族一部份的兴衰史。记得有一次我和大嫂说；“我们老李家现在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做生意的”嫂子把脸一黑，回敬我道；“没出蹲监狱就行了”也许我们家族的下一辈，会出现一个光宗耀祖的来，但其码在二十年内不会有。若干年后，也许我们这个家族会被历史长河吞没，那时还会有谁记得我们的存在，今天我的笔尖凝聚了对父辈们的怀念，但愿我的文字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是一朵跳跃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