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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之乡——如果你早早抓住它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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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婴儿做听力检查，看似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但还是有乔尼这样的孩子被疏忽了，未能检查出来。西弗吉尼亚州规定，所有新生儿必须接受听力筛查，但要么没查出来，要么过后才出现问题。一种可能是，听力损伤和配方奶粉喂养有关：当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母亲采用母乳喂养。当然，部分出于经济原因，更多的母亲希望母乳喂养，但是像德菲斯这样捉襟见肘、麻烦不断的母亲，找不到免费的帮手全身心地照顾孩子。所以，大部分母亲采用奶瓶喂养，而奶瓶喂养使婴儿的耳朵感染率增加了70%。这些耳部感染会导致并发症和耳聋，对乔尼这样依靠医疗补助计划、偶尔才能接触到可靠医疗照顾的孩子来说，尤其令人担心。德菲斯注意到乔尼的听力有问题时，向儿科医生咨询。但是，她说，医生没发现异常。汽车报废、找工作、水管冻住，德菲斯要面对的问题应接不暇，医生又确认没有问题，于是，直到救助儿童会（ ）为乔尼安排听力检查，耳聋的问题才被发现。
这就是出生环境决定一切的领域。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拥有尽职的儿科医生，一旦发现听力问题，立即就会得到医治；一个像乔尼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许直到大脑发育延迟，听力问题才会被人注意。“贫穷的孩子本来就处于弱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儿童健康基金会主席欧文·雷德莱纳（ner）说，“再加上长期得不到治疗的耳部感染，语言功能发育不全的危险就会非常高，这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学习障碍和学业失败的概率。”雷德莱纳博士说，要避免这样的悲剧，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由初级保健医生进行的八项学习障碍筛查：视力问题、听力缺损、未得到充分治疗的哮喘、贫血、牙齿疼痛、饥饿、铅暴露，以及行为问题。
反映童年对人长期影响的指标之一是“儿童期不良经历”（），简称ACEs。它指的是童年时期经历的各种创伤，如肢体虐待、性虐待和语言暴力，与酗酒者或吸毒者共同生活，以及因死亡或离异失去亲生父亲或母亲。人们用一个包含十项问题的调查问卷来反映一个人的ACEs情况。绝大多数人至少经历过一种ACE，大约12%的人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第一项大型ACEs研究于1998年发表。[14]研究发现，从糖尿病到肺病，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患上身体疾病的风险越高，出现精神障碍的概率也越高。有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患肝炎或黄疸的可能性上升230%，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460%，自杀概率骤增1220%。从那时起，众多研究已经确认，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几十年后出现的健康问题就越多。那些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在未成年时怀孕生子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许多，成年后酗酒、面临经济问题或在工作中经常缺勤的概率也很高。换句话说，改善成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关键在于减少儿童的创伤。
犯罪学家、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扫描了多名凶杀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大脑，发现了幼儿期成长的明显差异。[15]许多谋杀犯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远低于正常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前额叶皮层与冲动控制以及控制全部思维和决策过程的“执行功能”息息相关。美国和墨西哥所做的多项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执行功能减退的情况，原因显然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这又导致他们在学校表现欠佳，进入青春期后做出危险行为，成年后吸烟、饮酒过量，并出现自我控制障碍。
当孩子在贫穷和忽略中长大时，掌管记忆和方向感的海马体似乎也处在危险之中。小时候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成年后海马体比其他人小。与此相反，和心不在焉的母亲养大的孩子相比，由关心体贴的母亲抚养的儿童，海马体的体积平均大出10%。压力和杏仁核的结构性变化也有关系，杏仁核与海马体相邻，负责处理愤怒、焦虑等情感。正如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查尔斯·A.纳尔逊三世（ A.）和玛格丽特·A.谢里丹（ A.）撰文所言：“童年经历的创伤和长期压力对杏仁核及海马体的大小和功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减弱，患上精神疾病（特别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提高。”[16]
当然，早期发展并不能决定命运，我们对大脑的探究也尚在初级阶段。但是，从罗马尼亚孤儿的悲剧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早期疗育的重要性。1989年底，罗马尼亚政权动荡，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有大量孤儿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孤儿院。数千名儿童在这些孤儿院长大，能获得食物和水，却不能与人接触。他们哭泣时，没有人安抚，没有人拥抱。政府倒台后，从这些孤儿中随机挑选的68个孩子被送到温馨的寄养家庭，还有68个随机选出的孩子，令人心碎地被留在孤儿院。这就是随机对照实验“布加勒斯特早期疗育计划”（ ct）。[17]研究人员发现，对孩子的恢复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岁以前离开孤儿院。两岁前从孤儿院转入充满关爱的寄养家庭的孩子，可以恢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并且适应程度非常高。与此相对的是，两岁之后才离开孤儿院的孩子恢复水平较低，智商停留在70分左右，不再增长。脑部扫描展示了更大的不同：两岁后仍留在孤儿院的孩子，大脑活跃程度远远落后，脑灰白质体积小得多，部分大脑组织也已萎缩。
一个推论是，儿童的大脑在大约两周岁以后就失去了可塑性，那时再补救会更加困难。另一个推论是，对孩子来说，收养家庭的父母或家庭式的寄养环境通常比孤儿院这种机构更好，无论后者的善意多么强烈。种族屠杀过后的卢旺达，在自己当家做主的环境里生活的幸存儿童，比由公共机构照顾的孩子成长得要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全世界仍有800万儿童在公共机构中长大。
大部分母亲都对孩子具有真正的情感依恋。[18]但也有少数母亲对孩子关注很少，她们要么还年轻不太成熟，要么有药物滥用的问题，又或者自己压力太大太沮丧，无法缓解孩子的压力。过去人们认为，儿童能够克服早期遇到的困难，娇养的孩子也可能成为害羞胆小的爱哭鬼。后来，先驱学者玛丽·安斯沃斯（orth）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依恋有了更现代的理解。她发现，最细心的母亲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喊，就会把他们抱起来，温柔地安抚他们，这些孩子在1岁后哭泣的次数更少。安斯沃斯认为，母性依附创造出更自信的孩子，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敢于去探险，去尝试新的事物。这个观点和米尼在舔舐幼鼠的母鼠身上的发现不谋而合。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早期依恋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其结果也支持安斯沃斯的结论。研究者们监测了18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对象，从他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跨度长达30年。结果显示，母亲是否关心孩子，能否立刻抱起哭闹的婴儿，能否预测并马上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早期育儿至关重要。得到妈妈精心照料的婴儿，与被母鼠舔舐的幼鼠一样，适应能力更强，更加自信，在学校表现也更加出色。令人惊奇的是，通过观察孩子在生命最初的42个月内接受的抚育水平来预测他们能否从高中毕业，准确率高达77%。“因此，到了3岁半，一个孩子会不会辍学基本上就可以预测了。”研究者们在《人的发展》（ n）一书中写道。这些心理评估比智商更能预测一个孩子是否能够从高中毕业。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拥有父母关爱的婴儿了解自己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他一哭，妈妈就会跑过来。这类孩子没被惯坏，控制欲也不强，反而独立自主。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得不到父母反应的婴儿会感到无助，有些还会屈服于侵蚀他们主动性的悲观情绪。塞丽娜曾是受试儿童，她的母亲是个贫困的未成年单身妈妈，在塞丽娜出生后不久就结婚了。塞丽娜的祖父母在经济上帮衬她的父母，他们也全身心地抚育这个女儿。研究者描述了塞丽娜以及她儿子的情况：
塞丽娜，两岁，努力地想解决杠杆问题，她一直跟随着母亲的指导，直到她向下压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亲杰西卡微笑着，用欢快的声音说：“看哪，你把糖取出来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丽娜照看两岁大的儿子达斯汀，他正费力气要解开同样的难题。最后，他解决了问题，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就是这样。真棒！”塞丽娜说，对孩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
埃利斯费力地要解决问题，当他向妈妈求助时，她却朝天花板翻个白眼，大笑起来。当他终于成功解决问题时，他的妈妈却说：“瞧瞧，你可真够固执的。”20年后，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从孩子身边躲开，大笑着摇头。然后，他假装从盒子里把糖拿起来，孩子冲过来想拿时，埃利斯又把糖扔进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尔解决了问题：“你没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来的。你可不如我聪明。”
显然，我们有必要帮助高风险的父母，养育出更多像塞丽娜这样的孩子；也有必要帮助困扰重重的父母用爱和拥抱抚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贫穷令人绝望，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某些父母无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没有办法带来改变。高兴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奥尔兹（）的学者已经表明，他们想错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尔兹生长在俄亥俄州铁路小镇康尼奥特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典型美国小镇家庭。奥尔兹的父亲在成长中历尽艰难，随着他逐渐沉溺于饮酒和寻欢作乐，奥尔兹也开始了动荡的生活。戴维11岁时，父母离婚；父亲搬到佛罗里达，几乎从家庭生活中消失。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那时，在50年代的美国小镇，离婚极其痛苦，令人尴尬。成长于这样严酷的环境，奥尔兹感到他想要做点可以帮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种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点好事，”他回忆说，“这促使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我有一腔壮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贫穷的儿童。”
奥尔兹得到奖学金，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然而，这个大一新生发现，课程大多关于超级大国的神话、核战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国际视野焦点放在了不该寄托的对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学课程，在玛丽·安斯沃斯门下学习。培养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紧迫，也与帮助他人更加相关。奥尔兹将他的专业换成了发展心理学。
给婴儿做听力检查，看似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但还是有乔尼这样的孩子被疏忽了，未能检查出来。西弗吉尼亚州规定，所有新生儿必须接受听力筛查，但要么没查出来，要么过后才出现问题。一种可能是，听力损伤和配方奶粉喂养有关：当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母亲采用母乳喂养。当然，部分出于经济原因，更多的母亲希望母乳喂养，但是像德菲斯这样捉襟见肘、麻烦不断的母亲，找不到免费的帮手全身心地照顾孩子。所以，大部分母亲采用奶瓶喂养，而奶瓶喂养使婴儿的耳朵感染率增加了70%。这些耳部感染会导致并发症和耳聋，对乔尼这样依靠医疗补助计划、偶尔才能接触到可靠医疗照顾的孩子来说，尤其令人担心。德菲斯注意到乔尼的听力有问题时，向儿科医生咨询。但是，她说，医生没发现异常。汽车报废、找工作、水管冻住，德菲斯要面对的问题应接不暇，医生又确认没有问题，于是，直到救助儿童会（ ）为乔尼安排听力检查，耳聋的问题才被发现。
这就是出生环境决定一切的领域。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拥有尽职的儿科医生，一旦发现听力问题，立即就会得到医治；一个像乔尼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许直到大脑发育延迟，听力问题才会被人注意。“贫穷的孩子本来就处于弱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儿童健康基金会主席欧文·雷德莱纳（ner）说，“再加上长期得不到治疗的耳部感染，语言功能发育不全的危险就会非常高，这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学习障碍和学业失败的概率。”雷德莱纳博士说，要避免这样的悲剧，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由初级保健医生进行的八项学习障碍筛查：视力问题、听力缺损、未得到充分治疗的哮喘、贫血、牙齿疼痛、饥饿、铅暴露，以及行为问题。
反映童年对人长期影响的指标之一是“儿童期不良经历”（），简称ACEs。它指的是童年时期经历的各种创伤，如肢体虐待、性虐待和语言暴力，与酗酒者或吸毒者共同生活，以及因死亡或离异失去亲生父亲或母亲。人们用一个包含十项问题的调查问卷来反映一个人的ACEs情况。绝大多数人至少经历过一种ACE，大约12%的人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第一项大型ACEs研究于1998年发表。[14]研究发现，从糖尿病到肺病，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患上身体疾病的风险越高，出现精神障碍的概率也越高。有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患肝炎或黄疸的可能性上升230%，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460%，自杀概率骤增1220%。从那时起，众多研究已经确认，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几十年后出现的健康问题就越多。那些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在未成年时怀孕生子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许多，成年后酗酒、面临经济问题或在工作中经常缺勤的概率也很高。换句话说，改善成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关键在于减少儿童的创伤。
犯罪学家、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扫描了多名凶杀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大脑，发现了幼儿期成长的明显差异。[15]许多谋杀犯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远低于正常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前额叶皮层与冲动控制以及控制全部思维和决策过程的“执行功能”息息相关。美国和墨西哥所做的多项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执行功能减退的情况，原因显然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这又导致他们在学校表现欠佳，进入青春期后做出危险行为，成年后吸烟、饮酒过量，并出现自我控制障碍。
当孩子在贫穷和忽略中长大时，掌管记忆和方向感的海马体似乎也处在危险之中。小时候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成年后海马体比其他人小。与此相反，和心不在焉的母亲养大的孩子相比，由关心体贴的母亲抚养的儿童，海马体的体积平均大出10%。压力和杏仁核的结构性变化也有关系，杏仁核与海马体相邻，负责处理愤怒、焦虑等情感。正如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查尔斯·A.纳尔逊三世（ A.）和玛格丽特·A.谢里丹（ A.）撰文所言：“童年经历的创伤和长期压力对杏仁核及海马体的大小和功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减弱，患上精神疾病（特别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提高。”[16]
当然，早期发展并不能决定命运，我们对大脑的探究也尚在初级阶段。但是，从罗马尼亚孤儿的悲剧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早期疗育的重要性。1989年底，罗马尼亚政权动荡，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有大量孤儿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孤儿院。数千名儿童在这些孤儿院长大，能获得食物和水，却不能与人接触。他们哭泣时，没有人安抚，没有人拥抱。政府倒台后，从这些孤儿中随机挑选的68个孩子被送到温馨的寄养家庭，还有68个随机选出的孩子，令人心碎地被留在孤儿院。这就是随机对照实验“布加勒斯特早期疗育计划”（ ct）。[17]研究人员发现，对孩子的恢复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岁以前离开孤儿院。两岁前从孤儿院转入充满关爱的寄养家庭的孩子，可以恢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并且适应程度非常高。与此相对的是，两岁之后才离开孤儿院的孩子恢复水平较低，智商停留在70分左右，不再增长。脑部扫描展示了更大的不同：两岁后仍留在孤儿院的孩子，大脑活跃程度远远落后，脑灰白质体积小得多，部分大脑组织也已萎缩。
一个推论是，儿童的大脑在大约两周岁以后就失去了可塑性，那时再补救会更加困难。另一个推论是，对孩子来说，收养家庭的父母或家庭式的寄养环境通常比孤儿院这种机构更好，无论后者的善意多么强烈。种族屠杀过后的卢旺达，在自己当家做主的环境里生活的幸存儿童，比由公共机构照顾的孩子成长得要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全世界仍有800万儿童在公共机构中长大。
大部分母亲都对孩子具有真正的情感依恋。[18]但也有少数母亲对孩子关注很少，她们要么还年轻不太成熟，要么有药物滥用的问题，又或者自己压力太大太沮丧，无法缓解孩子的压力。过去人们认为，儿童能够克服早期遇到的困难，娇养的孩子也可能成为害羞胆小的爱哭鬼。后来，先驱学者玛丽·安斯沃斯（orth）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依恋有了更现代的理解。她发现，最细心的母亲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喊，就会把他们抱起来，温柔地安抚他们，这些孩子在1岁后哭泣的次数更少。安斯沃斯认为，母性依附创造出更自信的孩子，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敢于去探险，去尝试新的事物。这个观点和米尼在舔舐幼鼠的母鼠身上的发现不谋而合。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早期依恋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其结果也支持安斯沃斯的结论。研究者们监测了18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对象，从他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跨度长达30年。结果显示，母亲是否关心孩子，能否立刻抱起哭闹的婴儿，能否预测并马上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早期育儿至关重要。得到妈妈精心照料的婴儿，与被母鼠舔舐的幼鼠一样，适应能力更强，更加自信，在学校表现也更加出色。令人惊奇的是，通过观察孩子在生命最初的42个月内接受的抚育水平来预测他们能否从高中毕业，准确率高达77%。“因此，到了3岁半，一个孩子会不会辍学基本上就可以预测了。”研究者们在《人的发展》（ n）一书中写道。这些心理评估比智商更能预测一个孩子是否能够从高中毕业。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拥有父母关爱的婴儿了解自己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他一哭，妈妈就会跑过来。这类孩子没被惯坏，控制欲也不强，反而独立自主。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得不到父母反应的婴儿会感到无助，有些还会屈服于侵蚀他们主动性的悲观情绪。塞丽娜曾是受试儿童，她的母亲是个贫困的未成年单身妈妈，在塞丽娜出生后不久就结婚了。塞丽娜的祖父母在经济上帮衬她的父母，他们也全身心地抚育这个女儿。研究者描述了塞丽娜以及她儿子的情况：
塞丽娜，两岁，努力地想解决杠杆问题，她一直跟随着母亲的指导，直到她向下压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亲杰西卡微笑着，用欢快的声音说：“看哪，你把糖取出来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丽娜照看两岁大的儿子达斯汀，他正费力气要解开同样的难题。最后，他解决了问题，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就是这样。真棒！”塞丽娜说，对孩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
埃利斯费力地要解决问题，当他向妈妈求助时，她却朝天花板翻个白眼，大笑起来。当他终于成功解决问题时，他的妈妈却说：“瞧瞧，你可真够固执的。”20年后，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从孩子身边躲开，大笑着摇头。然后，他假装从盒子里把糖拿起来，孩子冲过来想拿时，埃利斯又把糖扔进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尔解决了问题：“你没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来的。你可不如我聪明。”
显然，我们有必要帮助高风险的父母，养育出更多像塞丽娜这样的孩子；也有必要帮助困扰重重的父母用爱和拥抱抚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贫穷令人绝望，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某些父母无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没有办法带来改变。高兴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奥尔兹（）的学者已经表明，他们想错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尔兹生长在俄亥俄州铁路小镇康尼奥特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典型美国小镇家庭。奥尔兹的父亲在成长中历尽艰难，随着他逐渐沉溺于饮酒和寻欢作乐，奥尔兹也开始了动荡的生活。戴维11岁时，父母离婚；父亲搬到佛罗里达，几乎从家庭生活中消失。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那时，在50年代的美国小镇，离婚极其痛苦，令人尴尬。成长于这样严酷的环境，奥尔兹感到他想要做点可以帮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种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点好事，”他回忆说，“这促使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我有一腔壮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贫穷的儿童。”
奥尔兹得到奖学金，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然而，这个大一新生发现，课程大多关于超级大国的神话、核战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国际视野焦点放在了不该寄托的对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学课程，在玛丽·安斯沃斯门下学习。培养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紧迫，也与帮助他人更加相关。奥尔兹将他的专业换成了发展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