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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逸闻到证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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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量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对“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n）教授从研究和学术向前迈出一步，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国内领域，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 ）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经过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证明，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是能够经过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
和CARE一起卖甜甜圈
农民碧蒂·露丝·纳索尼来自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今年39岁。她戴着一顶绒线帽盖住短短的头发，温暖的笑容没有因为后缩的下巴和一口残缺不全、歪歪扭扭的牙齿而黯然失色。但是，以前她很少露出微笑，因为她和丈夫阿尔弗雷德·纳索尼一贫如洗。他们有2.5英亩土地，但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因为没钱买种子。纳索尼夫妇住在离首都利隆圭不远的马萨巴村，这里茅草为顶的泥巴墙棚屋随处可见。碧蒂·露丝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没有计划生育，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来得及送医就死了，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了他们的早夭。
“我没法带他们去医院，因为路很远，我们也没有钱，”碧蒂·露丝回忆道，说起更大的那个孩子，她难过地扶着自己的脖子，“他病得很重，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待了四天，然后他就走了。”
碧蒂·露丝给其他农民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有时，她的酬劳是一盘豆子，她就把绝大部分给孩子糊口。有时她只能得到玉米皮，这通常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的时候，也有人吃。她把玉米皮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实在走投无路，碧蒂·露丝就去捡树叶，煮熟给家人吃。贫穷似乎已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拿不出5美元的校服费，夫妇俩让念到四年级的长子退学了，去另一个村子里当放牛娃，因为牲畜的主人同意养活他。
阿尔弗雷德告诉我们，虽然他的孩子快饿死了，他还是平均每周花两美元买当地非法酿造的烈酒，花50美分买香烟。他还说，他也常常一个星期花两美元或两美元多向当地女孩买春——即便那里艾滋病肆虐。这一切令碧蒂·露丝感到愤怒和耻辱，在她眼里，懒惰的阿尔弗雷德一无是处。“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她说，同时也承认自己得理不饶人，“家里没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出门和朋友聊天。我们总是吵架，因为我怪他不关心我们……我们成宿成宿地打架。”
就这样挨到2005年，碧蒂·露丝听说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村里办起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我是结了婚的女人，必须要征得丈夫的许可。在他的允许下，我参加了。”她回忆道。她和19名妇女组成一组，每逢周二聚会，每人每次带来大约10美分。这些资金通常借给打算开始做买卖或扩大生意的组员。碧蒂·露丝在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指导下借了两美元，开始售卖一种本地化的甜甜圈，每个卖两美分。
“大家真的很喜欢我做的甜甜圈。”碧蒂·露丝自豪地说，很快她一天就能卖出100个。后来，她把甜甜圈的价格上调到每个4美分，每天能卖出250个。这时，她每天盈利已超过2美元——和只能挣到玉米皮的时候比，可谓天壤之别。碧蒂·露丝给了阿尔弗雷德7美元，让他在村里收购西红柿，然后拿到镇上的集市售卖。第一天，阿尔弗雷德就挣到不止3美元。他开始种植、销售蔬菜，展露出成为一名商人的潜质。
碧蒂·露丝一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存钱，如今她取出100美元，准备和阿尔弗雷德做些新的尝试。他们给家里的小片花生地施了肥料，花生产量从往常的一两袋一下增加到七袋。“这是我们第一次大丰收。”碧蒂·露丝说。他们更加勤劳地耕作，两英亩半的地里全部种上了东西，还向村里人租种了两英亩。
“在收获的高峰期，我得雇七到十个人来收割。”碧蒂·露丝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去时，他们刚刚破纪录地收获了64袋花生。
阿尔弗雷德也参加了一个小额储蓄小组，组里共有20个男人。男性小组不如妇女们的小组成功，部分原因是男人们不按时开会，有时借款的人还会卷款消失。不过，这个小组还是给了阿尔弗雷德一个存钱的地方，免得他把辛苦所得的钱浪费在酒精上。看到家里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阿尔弗雷德戒了烟酒，和女朋友们一刀两断。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了。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希望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大学。现在，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我们现在不吵架了。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把它当成整个家庭的事，”碧蒂·露丝说，“阿尔弗雷德和我很亲密，他做决定前都会和我商量。他看到我帮助家庭创造了收入。他看到，没有我，我们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话不假。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刚刚把茅草屋顶换成了锡皮的，还给房子加装了一扇漂亮的木门。他们盖了一间结实的小仓库，老鼠进不去了，以往每年10月一收割就得卖掉的粮食现在可以储存起来，等到来年2月再卖，价格就能上涨60%。当然，碧蒂·露丝的成功不是典型的。她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又极其精明，现在她正筹划投资购买一辆牛车，一方面能运输自家的产品到集市上卖，一方面还能租给村里人。她还想添置一台太阳能电视机，这将是村里第一台电视机。碧蒂·露丝已经想好怎么拿它来赚钱了：“我是个生意人，可不会把东西白白送给别人。如果电视上播足球赛或者别的节目，那来我家看电视的人可要付点观看费。”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量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对“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n）教授从研究和学术向前迈出一步，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国内领域，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 ）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经过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证明，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是能够经过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
和CARE一起卖甜甜圈
农民碧蒂·露丝·纳索尼来自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今年39岁。她戴着一顶绒线帽盖住短短的头发，温暖的笑容没有因为后缩的下巴和一口残缺不全、歪歪扭扭的牙齿而黯然失色。但是，以前她很少露出微笑，因为她和丈夫阿尔弗雷德·纳索尼一贫如洗。他们有2.5英亩土地，但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因为没钱买种子。纳索尼夫妇住在离首都利隆圭不远的马萨巴村，这里茅草为顶的泥巴墙棚屋随处可见。碧蒂·露丝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没有计划生育，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来得及送医就死了，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了他们的早夭。
“我没法带他们去医院，因为路很远，我们也没有钱，”碧蒂·露丝回忆道，说起更大的那个孩子，她难过地扶着自己的脖子，“他病得很重，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待了四天，然后他就走了。”
碧蒂·露丝给其他农民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有时，她的酬劳是一盘豆子，她就把绝大部分给孩子糊口。有时她只能得到玉米皮，这通常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的时候，也有人吃。她把玉米皮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实在走投无路，碧蒂·露丝就去捡树叶，煮熟给家人吃。贫穷似乎已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拿不出5美元的校服费，夫妇俩让念到四年级的长子退学了，去另一个村子里当放牛娃，因为牲畜的主人同意养活他。
阿尔弗雷德告诉我们，虽然他的孩子快饿死了，他还是平均每周花两美元买当地非法酿造的烈酒，花50美分买香烟。他还说，他也常常一个星期花两美元或两美元多向当地女孩买春——即便那里艾滋病肆虐。这一切令碧蒂·露丝感到愤怒和耻辱，在她眼里，懒惰的阿尔弗雷德一无是处。“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她说，同时也承认自己得理不饶人，“家里没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出门和朋友聊天。我们总是吵架，因为我怪他不关心我们……我们成宿成宿地打架。”
就这样挨到2005年，碧蒂·露丝听说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村里办起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我是结了婚的女人，必须要征得丈夫的许可。在他的允许下，我参加了。”她回忆道。她和19名妇女组成一组，每逢周二聚会，每人每次带来大约10美分。这些资金通常借给打算开始做买卖或扩大生意的组员。碧蒂·露丝在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指导下借了两美元，开始售卖一种本地化的甜甜圈，每个卖两美分。
“大家真的很喜欢我做的甜甜圈。”碧蒂·露丝自豪地说，很快她一天就能卖出100个。后来，她把甜甜圈的价格上调到每个4美分，每天能卖出250个。这时，她每天盈利已超过2美元——和只能挣到玉米皮的时候比，可谓天壤之别。碧蒂·露丝给了阿尔弗雷德7美元，让他在村里收购西红柿，然后拿到镇上的集市售卖。第一天，阿尔弗雷德就挣到不止3美元。他开始种植、销售蔬菜，展露出成为一名商人的潜质。
碧蒂·露丝一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存钱，如今她取出100美元，准备和阿尔弗雷德做些新的尝试。他们给家里的小片花生地施了肥料，花生产量从往常的一两袋一下增加到七袋。“这是我们第一次大丰收。”碧蒂·露丝说。他们更加勤劳地耕作，两英亩半的地里全部种上了东西，还向村里人租种了两英亩。
“在收获的高峰期，我得雇七到十个人来收割。”碧蒂·露丝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去时，他们刚刚破纪录地收获了64袋花生。
阿尔弗雷德也参加了一个小额储蓄小组，组里共有20个男人。男性小组不如妇女们的小组成功，部分原因是男人们不按时开会，有时借款的人还会卷款消失。不过，这个小组还是给了阿尔弗雷德一个存钱的地方，免得他把辛苦所得的钱浪费在酒精上。看到家里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阿尔弗雷德戒了烟酒，和女朋友们一刀两断。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了。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希望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大学。现在，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我们现在不吵架了。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把它当成整个家庭的事，”碧蒂·露丝说，“阿尔弗雷德和我很亲密，他做决定前都会和我商量。他看到我帮助家庭创造了收入。他看到，没有我，我们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话不假。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刚刚把茅草屋顶换成了锡皮的，还给房子加装了一扇漂亮的木门。他们盖了一间结实的小仓库，老鼠进不去了，以往每年10月一收割就得卖掉的粮食现在可以储存起来，等到来年2月再卖，价格就能上涨60%。当然，碧蒂·露丝的成功不是典型的。她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又极其精明，现在她正筹划投资购买一辆牛车，一方面能运输自家的产品到集市上卖，一方面还能租给村里人。她还想添置一台太阳能电视机，这将是村里第一台电视机。碧蒂·露丝已经想好怎么拿它来赚钱了：“我是个生意人，可不会把东西白白送给别人。如果电视上播足球赛或者别的节目，那来我家看电视的人可要付点观看费。”